课业负担咋越减越沉重专家应恢复学生在校时长

真“减负”,就应恢复学生在校时长!

近年来,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一直在锲而不舍地减轻学生过重负担,各种“减负令”“禁令”“规定”“紧急通知”等文件层出不穷,措施一次比一次严厉。然而,时至今日,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沉重,家长质疑的声音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曾因非法出版遭处罚,关联基金会理事长兼任30余家公司法定代表人

毛旭告诉澎湃新闻,如果不参加封闭式培训,将会被视作自动离职。而在整个培训过程中,令他最为不解的环节在于,“忏悔”过后,主持人还要求学员写下身边10个亲友的名字,并要求将他们感化,一同致良知,“当时公司还规定要求每位员工邀请80名微信好友关注致良知的公众号。”

王欣向澎湃新闻提供的致良知四合院学习群群聊显示,每天都有督导员(即部分负责人)在群内向成员推送阅读资料,并要求在阅读完成后回复“已阅读”,同时建议多次阅读增进理解或“转发至朋友圈,以利益更多人”。王欣说,单位检验员工是否阅读的方法是要求她们在群中直接发送朗读的音频和心得。

12月28日,参加过致良知的某国内500强民营企业高管告诉澎湃新闻,该公司高层系经人介绍了解到致良知四合院,并参与了2019年雁栖湖企业家论坛。此后,公司开始对内开展二次培训,其形式如前文所述一致。在他看来,致良知中有一部分内容确实起到了作用,例如:通过反省,化解员工和上司的沟通问题,“方便大家把心结打开。”

比如,在相对公平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条件下,劳动者个人所受教育的质量和程度越高,就业机会就越多,选择的工作就越理想,获得的收入就越高。由于不同工作的收入差距过大,一个人想提高自己的收入,实现向更高社会阶层的流动,就得找到更好的工作,想找到更好的工作就必须上好的大学,想要上好的大学就要上好的中学、小学,就要进好的幼儿园。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哪一环都不省心。

澎湃新闻在基金会中心网查阅获悉,致良知基金会2018年的捐赠总收入为是278万元,公益支出49万元,主要用于山东德州的良知庆云项目。

“南京减负”这样的操作并非个案,引起的连锁反应应引起我们的教育政策研究者和决策者深思:所谓“减负”,并不是让学校把应试任务当成包袱甩给家长,而是要让学校负起责任来,把孩子的学习时间控制权重新收归于学校,这样一来,就杜绝了“不必要”的课外应试教育。在此基础上,学校要在严格监管下增设素质教育课程,增开体育、艺术甚至是编程等兴趣活动,让孩子们的时间投入到更多元化的发展选择之中。

虽然许多研究表明,学校教学质量之间的不平等在程度和后果上,都不如家庭文化资本之间的不平等来得严重,但最近一些新闻事件也却说明,同样是公立学校却存在天壤之别,这样“用公共资金和权力制造的不平等”带给普通市民的相对剥夺感,远远超过了公众对于富人和私立名校的不满。

如果教育政策能够出现如上设想中的转型,我认为,最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于教育均衡,尤其是要在义务教育阶段做好师资和教学设施的均衡,否则就难免出现“用公共资金和权力制造不平等”的恶果。

因此,这个起跑线不仅拴住了高中阶段的许多学生,而且拴住了初中阶段的学生、小学阶段的学生,甚至向下蔓延到幼儿园阶段,甚至胎教阶段,层层加码,恶化了教育生态,弄得大家都很疲惫。加之,现在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两个孩子,输不起,不可能拿孩子的前途做赌注。

毛旭称,当时有多位同事登台分享,“个个都哭了”,其中也包括公司的老板。上述说法也得到了来自江西、上海、深圳等多地多位参加致良知四合院培训学员的证实。

致良知四合院官网公开的2018年雁栖湖企业家论坛审计报告显示,该次论坛收入金额为2056.5万元,成本支出为2039.1178万元,盈利金额为17.3821万元,但并未公开支出明细。

前天、昨天我们分别推送了《减负,一道持续半个世纪的未解题》《减负错了吗?一场关于未来教育的大讨论》两篇文章,引发了社会广泛的热议。今天,我们继续讨论减负话题,以启迪大家进一步思考。因为,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国家未来。

由此,我认为,“减负”政策的主要抓手,不在于让家长做出“合理”的家庭教育决策,而在于恢复学生在校时长,甚至在特定情况下,有必要恢复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之前,每周六天上学的模式。

致良知四合院官网资料显示,睿科技副总经理蒋成果、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金蝶集团董事局主席徐少春、业之峰董事长张钧都曾参与过“致良知”学习。澎湃新闻注意到,在致良知官网公开的2018至2019年度雁栖湖企业家论坛资料中,仍可以找到江南春、胡季强和徐少春出席并做演讲的视频。此外,参加雁栖湖企业家论坛的还有国内多所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

除被指涉嫌精神传销,澎湃新闻查阅工商资料获悉,北京知行合一阳明教育研究院曾在2018年受到过两次行政处罚,一次为发行其他非法出版物,另一次为没经批准擅自编撰内部资料,处罚决定机关均为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

比如,我们是不是可以淡化文凭、学历、名校等标签在用人上的硬性标准。学历并没有那么重要,关键在于能力,在于知识结构。我们应该通过劳动人事制度改革,从拼文凭走向拼能力,从学历社会走向能力社会。文凭低一点没关系,只要自己努力,照样可以有一个好的前途,照样能得到提升。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减负问题就容易多了。

同时,社会各个行业的收入差距也不应该那么大。如果一个普通的技术工人和一个大学教授,都可以有比较体面的生活,这样大家就不一定非要去从事某个职业,更不是哪个职业流行、收入高,就往哪里去,而是哪里适合我就往哪里去,帮助每个人找到最适合的工作,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教育的功利性没那么强,减负问题也就好解决一些。

其中,2014年营收9.68万元(学习活动费用结余),亏损4.31万元;2015年没有经营收入,17位企业家捐助增资,2015年10月注册资本变更为426万元,经营亏损156.95万元;2016年,活动收入301万元,亏损1.4万元;2017年,实现销售收入2957.63万元,亏损263.17万元;截至2018年10月31日,2018年实现销售收入1.03亿元,当年盈余410.97万元,累计亏损19.2万。这意味着致良知在前4年的发展过程中并未盈利。

相比之下,因不认可致良知理念,他在一次心得抽查中被老板提问时,直接回以“关于致良知,我没有任何学习感想。”没有完成任务的毛旭,收到的后果是被公司劝退。

不过,致良知奋勇向前、走向世界的路却并非坦途。

针对封闭式培训涉嫌精神传销的质疑,致良知四合院地区负责人彭志英对澎湃新闻表示,白天上课时间确实不允许带手机,并解释这一做法系参考了政府部门和各行各业参加学习的做法,“带手机不断有铃声响起、玩微信,课程的收获就不大。”

宣传资料显示,2019年10月28日在北京怀柔举办的雁栖湖企业家论坛,7天的会议共有4000位企业家、中外学者和社会各界代表参加,数万个远程学习班同步学习,每人参费金额也为10000元。据此前媒体报道,上述列举的仅为课程费用,此外的差旅、住宿费用全部是参加企业自理。

具体案例如关于此次“南京减负”,流传最广的一篇文章有一个耸动的标题——“南京家长已疯,减负就等于制造学渣”。为什么“家长已疯”?原因就在于教育部门大刀阔斧地砍掉学生在校时间,砍掉学校课程中的应试比重。家长一看,孩子应试的任务,学校撒手不管了,全部都要自己想办法,对于大多数家长来说,自己不懂教育又工作繁忙,最好的办法就是花钱把孩子往课外培训班一放,于是孩子接受应试教育的时间又被不必要地延长了。

“关于致良知(四合院),我没有任何学习感想。”话一出口,毛旭(化名)就知道自己在公司呆不下去了。他所在的四川某家装企业自2019年春节之后,加入了“致良知”的行列。

政策的初衷与实际的效果背离如此之远,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是减负错了,还是减负的方式错了?半月谈编辑部近日邀请家长、一线教师、基层教育部门负责人、专家等,就减负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希望以此激发更多的理性讨论。

至此,一定会有人诘难我:“这不是又回到应试教育的老路上了吗?”请注意,“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并不以在校时间长度而区分。教育部门和学校缩短学生在校时间,家长会变本加厉地去延长孩子的课外学习时间,而课外培训班,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应试为目标。而当前的在校教育课程设计正在不断增加“素质提升”比重,在校与课外两边相比,哪边的应试色彩更浓重一目了然。

为什么这样说?近20年来,学生负担不减反增,增的是哪部分?最主要的是校外培训。

致良知四合院微信公号信息称,其销售的《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致良知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和《阳明先生年谱》等多款书籍,销量最高已超过3万。其中,《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已被翻译成英语、日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韩语和俄语正式出版 。致良知官方介绍中称,这是为了让世界读懂中华文化。

范先佐(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所以说,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不单是教育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如果仅限于在教育系统寻找答案,让教育系统单兵独进,很难解决问题。真正实现减负,需要比较系统全面的改革,不仅要着力破除制约教育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还要与其他社会领域改革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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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等方方面面,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但长期以来,我们解决问题的立足点往往着眼于教育内部,而忽视教育外部改革的配套。

真“减负”,应恢复学生在校时长

毋庸讳言,即使同样是公立学校,由于地域和城乡差异,现在同样待在学校里,有的孩子能学高尔夫,有的孩子却连一个篮球都摸不着;有的学校老师本硕“双一流”起步,甚至还聘有清华北大的博士,有的学校英语课只能等暑假来的大学生志愿者教。

现在舆论中有太多的声音在指责家长给孩子“加负”是“不理性”的,但我认为,当前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这口“锅”主要不应由家长来背。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学生面对的相当一部分课业负担,其实是不必要的。

校外培训的兴起不是偶然,有客观环境因素诸如知识经济时代到来、贫富差距扩大、居民收入增加、民办教育崛起、单位制度解体等等,再加上我国重视教育、强调勤奋苦读的文化传统,这都使得越来越多孩子走进了校外培训班。不过在这里,还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重要因素:学生的在校时间变了。

针对培训费用,致良知志愿者在回应界面新闻采访时称:“我们这儿是一个公益基金,是公益的,都是AA制的。咱们到外面讲课,租人家场地,多少钱都是透明的,下面员工都知道多少钱。”

此外,致良知基金会理事长即法定代表人刘芳,实为深圳芳子美容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她同时还担任着该公司三十多家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毛旭告诉澎湃新闻,农历新年过后,公司从致良知进购了一批名为《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的书籍,正红封皮镶嵌金色的书名,下发给每位员工。自此,每天早晨八点半,毛旭和同事们被要求在公司中列队诵读。“读书必须站直,双手举书,且书和眼睛是平视的”,毛旭告诉澎湃新闻,公司对这一做法的解释是利用上班前的一点时间净化员工的心灵。

据界面新闻实地探访,致良知四合院北京总部基地位于东风公园西北方向一座精致的四合院内,匾额上书“壹号院”,门口有两座神兽石像,走进去,大门右边悬挂着五块牌匾,分别是致良知四合院公益文化促进中心、致良知公益基金会、阳明教育研究院、致良知涌泉学院、家庭建设研究院。再往里走,则是一块“光辉灯塔”中华民族复兴十年之约倒计时牌。对此,致良知四合院官方解释是,“2018年11月15日,我们庄严设立此光辉灯塔,立下十年之约,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心中的光辉灯塔,朝向光明未来,风雨无阻,奋勇向前!”

为了保证早读的执行,公司还为员工制定了严格的考勤制度,迟到半小时以内者罚款20元,每月超过三次迟到,第四次起每次罚款200元。

2017年12月,致良知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成立了北京致良知公益基金会,主要业务为资助贫困学生就学、贫困老人及困难家庭生活和资助自然灾害救助公益活动。致良知公益基金会的主管单位为北京市文联。

致良知,是学员们对北京怀柔致良知四合院公益文化促进中心的简称。这家成立于2019年3月的民办非企业组织,对外宣称自己是一个以中华文化为源泉,以心灵建设为宗旨,以企业家为主体,以家庭建设为平台的公益文化促进机构。发展五年来,已有康恩贝、金蝶、长城物业、白象集团、分众传媒等28家核心成员的董事长参加,线上线下参与过学习的企业家逾数万名。

在“减负”思潮推动下,过去二三十年,学生在校时间是不断缩短的。缩短学生的在校时间确实减了学校的教学“负担”、减了基层政府的教育经费负担,但是在不改变文凭社会下的选拔性考试制度的情况下,缩短学生在校时间就意味着给了家长更多支配孩子学习时间的机会,而当家长普遍陷入“不知道别人家的孩子是不是在补习”的囚徒困境恐惧时,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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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配套改革,减负很难独进

此消彼长之下,通过缩短学生在校时间来减负,其带来的效果与政策制定者的初衷背道而驰,整个社会的教育总投入不减反增,孩子们重复机械训练式的课业负担不减反增。这些新增的课业负担就是我所说的“不必要”的课业负担。

彭志英还称,致良知的主线是使每个企业家带领员工努力奋斗,“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很多不正确的事情,如果我们把不正确的事情去掉,让正确的事情发挥得越来越好,这样就是反省了,人的生命就会越来越绽放。”

彭志英表示,在茶歇、午休和下课时间,学员都是完全自由的,“不懂怎么界定这算不算封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也不能说对或者错。”

值得注意的是,《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不得同时担任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

在任何时候,教育政策都应该具有普惠的一面,都要最大程度考虑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对于这个问题,政策研究者和决策者应时刻保持警醒。

致良知四合院官网信息显示,其前身系北京知行合一阳明教育研究院,2014年5月在北京市工商局登记注册成立。2017年12月,北京致良知公益基金会注册成立,主要从事资贫困助学等公益活动。

与此同时,更为公众关注和质疑的是基金会资金的流向。致良知四合院2019年第一期简报称,其自成立至今,做了三次大型活动专项审计,二次年度审计。

但在毛旭等参加过培训的学员看来,所谓的“致良知”更接近于“洗脑”。

截至发稿,致良知四合院方面尚未向澎湃新闻透露会议具体支出和基金会账上结余资金的使用情况。前述地区负责人彭志英在电话中称,每季度财务报表可在致良知公众号查询,当问及明细时,她表示“像这么大的财务支出,不可能每一笔都记得很清楚,我们每季度都会给主管单位送财务报表。”

在近日的舆论风波中,这一做法也被质疑涉嫌“精神传销”。

资料显示,该基金会理事长即法定代表人刘芳系深圳芳子美容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同时担任着该公司三十多家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值得注意的是,《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不得同时担任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

一条群聊记录显示,一位学员在心得中写道:“在致良知四合院,每次讲到下面这段话,我们都会热泪盈眶:深深感恩这个时代,参与到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中,追随圣贤走向光明。致良知四合院是一个成就社会,服务民众的平台。在这里,以自己生命的焕然一新唤醒更多的生命,是无上无上的荣光。”王欣称,这样的心得在公司看来仍然不够深刻,属于“敷衍了事”的,只是为了完成任务。

一名受访的企业高管告诉澎湃新闻,致良知四合院曾主动向其所在公司索要300万元赞助,公司自此退出。

该国内500强民企高管称,致良知四合院之后开始向企业变相索要钱财,让其开始生疑。在投入资金参加致良知后,对方开始向其所在公司提出要求,要求加派志愿者去北京总部,同时向其公司索要300万元赞助费。

在成为民非之前,致良知四合院前身是2014年成立的“北京知行合一阳明教育研究院”,法定代表人为白立新。公开资料显示,白立新毕业于浙江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2005年入职IBM公司。

但这仅仅只是开始。不久后,公司还从成都请来致良知四合院的讲师为员工开设“三小时培训会”,在酒店租借的会议厅里持续学习。毛旭向澎湃新闻回忆,在入场前,所有人被要求身着白衬衫黑裤子,同时上交手机,且入场后坐姿必须端正,“板凳只能坐一半”。开场后,全体人员一同诵读前述红皮书。诵读完后,由主持人介绍致良知的由来,并为参会者播放催泪的家庭短片,播完后,要求每人在一张纸上写下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

王捷(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涉传风波传出后,企业家因何加入“致良知”成为关注焦点。

2012年11月15日,他和28位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在贵州省修文县发起成立“致良知学习小组”。2014年,小组成员联合成立北京知行合一阳明教育研究院,宣称免费培训和普及王阳明心学。工商资料显示,北京知行合一阳明教育研究院的公司类型为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

王欣告诉澎湃新闻,作为员工,他们都无法理解这一做法。

针对企业说法,12月29日,澎湃新闻以短信和电话方式询问致良知四合院执行秘书长郭红波,对方称其在美国纽约,暂不方便回应。

12月29日,针对企业说法,澎湃新闻以短信和电话方式询问致良知四合院执行秘书长郭红波,郭红波在电话中称其人在纽约,暂不方便回应。